陶公山忻氏宗谱

陶公山忻氏宗谱

四修宗谱

忻氏宗谱是忻氏子孙寻根问祖、连结血亲和情谊的有力依据。据目前所知，明嘉靖年间曾遇灾失谱。后来在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年）由陶公山忻氏六世祖忻廷桂修过宗谱。再到清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也修过宗谱。到了清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又修过宗谱，这本谱由十一世祖忻澐涛作序。后来在清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又修了一次谱。这四次修的宗谱，似乎都是总谱，因后来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修的二房支谱中说∶“皆四房合谱” 。

分房修谱

当然，随着忻氏人口繁衍，家族兴旺，各房自然要分房修谱。于是，在同治年间，分房开局修纂支谱。据称是三房先告成，长、四房亦依次纂成，而二房因系属最繁而晚成，且卷帙有二十三卷之多。然而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二房又续修支谱，到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又修了一次。但上述各宗谱和支谱，我们现在都难以看到了，因为，随着历史的变迁，加上宗谱的印刷量少，所以，忻氏宗谱已成为稀世珍本。现在我们所知在全国各图书馆中仅藏有四种，全本只有一部。

宗谱藏处

宁波天一阁藏有两部，一部是民国八年（1919年）木活字排印本《鄞东忻氏老三房支谱》，民国时戴廷祐纂修，共十二卷加首一卷，共十二册，这部是完整的。另一部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新昌石氏木活字本《鄞东忻氏支谱》，民国时忻德寿、忻祖烈等纂修，不分卷，存一册，是个残本。

在上海图书馆中藏有一部《鄞东陶公山忻氏支谱》，民国时忻德寿、忻祖烈等纂修，仅存一册，并注为四修本。由书中可知此本只是个抽印本，因为这一册中所述之谱系仅是忻鎡及后代的谱录，不涉及其他各房派。因忻鎡为二房，所以这本谱只能算是二房中的一支房谱。

而另一部藏在奉化县文物管理所的《陶公山忻氏支谱》，也是个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木活字本，由民国时十七世祖忻江明所修，也是不分卷，也不注明册数，因此无法看出这部支谱是否全帙。但后注有∶“谱创自清光绪元年童觉轩” ，这“童觉轩” 谅是“董觉轩” 之误。因为据《鄞东陶公山忻氏支谱》光绪元年序中所说∶“全书体例则请董君觉轩裁成焉” ，这位董觉轩就是董沛，是清末一位硕儒，也是忻氏的亲戚，由此可知这本支谱可能也是二房的支谱，因为正是董沛在光绪元年为二房的支谱裁定体例，还写了序。

唯一一部四方宗谱

当我为了解忻氏宗谱而查找各地藏书目录时，在陶公山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当地还有一部忻氏宗谱被发现。我去看书后才知道这是由两部残本拼成的四房支谱，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部四房宗谱。

这部《忻氏竹介堂支谱》（四房堂号竹介堂）共有四卷。也是在民国时由戴廷祐纂修，民国八年（1919年）刊印，共四册，缺第一册。此为民国己未重修本，用白纸印。另一部《忻氏竹介堂支谱》也是四卷，为民国时忻启陶纂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刊印，共六册，缺第二册。此为民国丁亥重修本，用黄纸印。将这两部残本配在一起，大致可以配齐全帙，但总觉不是原本，有遗憾之感。

忻氏宗谱能保存已属不易，而能在四房中有两房的谱系完整，也算大幸。希望能在今后还能完整发现更多的忻氏宗谱，为了解和研究忻氏历史提供丰富的文献佐证。

有关忻都公的文献初考

忻氏宗谱中说∶“嘉靖三十二年遇灾失谱。”于是给后人在考证前辈事迹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最早只知陶公山忻氏祖先有两位著名人士，一位是始祖安庆公，一位便是定居金塘的忻都公。安庆公只见于宗谱中万历甲辰年序，而忻都公因史书有名，而宗谱中记述甚详，然而也带来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让后代人在考证中颇费踌躇。

以宗谱而论，万历甲辰年序应为忻氏文献中之最早者，言之咄咄，不能不信。然而从史书去反证，却也是可商榷之处不少。

如始祖安庆公在宋仁宗时为滁州牧一事，考宋仁宗时为1023年至1063年，宋史中无记载，滁州志中亦无记载，且不去说此事真伪，而往下至宋度宗咸淳末年有忻都公登解元事，在年份上亦难以相符。因宋度宗咸淳末年约在1271年至1274年左右，与安庆公时仅隔250年左右，按二十年一代而注，也仅只十二代，但忻都公是十四世孙。如勉强计算，即使安庆公在1023年起应已有孙儿忻俞公，当时如为四十岁（我们用了极上限算法，从宋仁宗天圣元年算起）。那么忻都公只可能在1243年左右出生，才有可能在1271年左右登解元之榜（估计在三十岁左右）。但这仅仅是初步计算，而在250年中按这样二十年一代统计出生时间还仅是个异数，因为二十年一代的计算条件是很苛刻的，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的兵荒马乱年代应无这种可能。

但是，如果忻都公真是在咸淳末年登解元，那么旧谱中所说的元至元二年谪授本府定海县尹一事又难与史书年份相符。我们已知宋咸淳末年约在1271年至1274年左右，而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前一个至元二年恰在咸淳初年（即在1265年），当时忻都公不可能做官，而后一个至元二年在1336年，即使忻都公中解元时年方二十，那么事隔61年左右之后，他也不可能以81岁高龄去任定海县尹。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无法解释宗谱中所说，当忻都公年老退休后，他儿子敬宗公（十五世）在明洪武十三年时，以年高之岁还要回福建老家，因为中间隔了元代九十年，如忻都公活动于宋末元初，则敬宗公要长寿到明初而七世同堂，似不可能，这是据宗谱的表中所言，十七世仲仁公至二十世遄公（即胜道公之父）都在元代出生，胜道公（二十一世）也在明洪武三年出生。。

而宗谱所言自仲仁公（十七世）至胜道公的生辰似乎也有疑义，且看∶

十七世仲仁公生于元武间

十八世徕公生于泰定四年（1327年）

十九世福公生于元统二年（1334年）

二十世遄公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

二十一世胜道公生于洪武三年（1370年）

查元代无元武年号，可能是元贞之讹，当在1295~1296年，仲仁公三十岁左右生徕公，当不会错。但徕公生福公时仅八岁、遄公生胜道公时仅十五岁，另有颛公（生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生尹观公（生于宣德十年，1435年）时仅十一岁，都是年号凌乱之因造成，可见嘉靖年间遇灾失谱后的损失惨重，靠事后一些老一辈人的回忆凑弄来的家谱资料总有缺憾。

实际上，我们认为忻都公在元代的生活时期应在元后期，这样才能合理解释自安庆公以后十四代人的时间分布，也能与明洪武十三年忻敬宗率家人回福建老家的时间接上。

以上就是我们以宗谱证史书，又以史书证宗谱的反复比较结果，应是可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