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国号杂谈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商”作为商朝的国号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同时“商”又是族名，考据“商”这一名称的最早来源，起先，商人将其都城（或控制的中心地带）称之为“商”。久而久之，“商”便进一步衍化为族名、国名，这种由地名、而族名、而国名的现象，在历史上倒也屡见不鲜，古罗马便是一例。其后商人屡迁，但无论迁徙到哪里，经常还是习惯性的称所在都城为“商”。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盘庚定都于殷之后，改国号为殷。如《帝王世纪》载：“盘庚徙于殷，改国号为殷。”《史记集解》载：“商家自徙此，而改国号为殷亳。”《书》载：“迁都于殷，改国号曰殷。”事实上，根据出土的殷商甲骨文来看，商人从不自称为“殷”，而是称“商”、“大邑商”、或“天邑商”。最早对改商为殷一说表示怀疑的是罗振玉，罗氏根据发现的甲骨卜辞而言：“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武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其后，王国维在《说殷》中亦认为，商人改商为殷没有根据。在商代，非但商人不自称为“殷”，就连周边部族也没有称呼其为“殷”的。比如在记载周人向商贡献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便称商为“大邑商”，而自称为“小邦周”（周人当时还是商的附庸）。“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尊称出现的。改商为殷，当是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以后。“小邦周”一举扳倒了“大邑商”，作为胜利者的报复，周人将被征服的商和商人贬称为“殷”、“殷人”。殷为地名，至多也只是商的都城名，周人此举则意味着贬低商的合法性，否认其正统地位，这种做法很类似于日后，如抗战时，日寇蔑称中国军队为“重庆军”；或时下台海两岸互称对方为“北京政府”、“台湾当局”一样。换句话说，或许我们现在的这种文法习惯还是从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呢。所以商被称为殷，并非出自商人本意，而是周人强加给他们的一个蔑称。殷作为蔑称，在《诗经》里面体现得尤为清楚。《诗经》中的《商颂》原是春秋时宋人正考父依据商的名颂改写而成，而宋人正是商朝的遗民。《商颂》中“商”一共出现了七次：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 “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商颂.玄鸟》）； “睿哲维商”（《商颂.长发》）； “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 “实左右商王” 《商颂.长发》）； “曰商是常”（《诗经.殷武》）； “商邑翼翼”（《诗经.殷武》）。 可见，《商颂》中但凡涉及商朝与商族的地方皆用尊称“商”（至少是中性词），而作为蔑称的“殷”自然是不会被用于歌颂先祖的诗篇中，就连篇名也用《商颂》而不是“殷颂”。相比之下《诗经》中的其它诗篇就没有这层忌讳了，如《大雅.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大雅.荡》：“咨女殷商”。等，“殷”出现凡十七处之多。在其他史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宋人作为商朝遗民是不用蔑称“殷”的，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 另外，象这种使用蔑称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春秋战国时代北方诸侯贬称楚国为“荆国”。《吕氏春秋.异宝》：“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 《墨子.公输》：“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反观楚人是决计不会称呼自己为“荆国”的。这种做法可以与周人贬“商”为“殷”作一对比。 随着时间流逝，旧日恩怨逐渐淡化，“商”已不再显得那么尊崇，而“殷”也渐渐失去贬义的色彩。到了春秋末期，连孔子也直呼自己为殷人了。（《礼记.檀弓上》，孔子对子贡曰：“丘也，殷人也”。）到了太史公编写的《史记》，也以《殷本记》的条目出现。至于殷商名称真正的由来，此时已被世人淡忘。盘庚迁都于殷，改国号为殷。盘庚迁都是商代历史上的一大变革，商朝经济文化由此而发展。从第十位天子「仲丁」开始，商王室出现混乱。其后五代九王，多次发生废除嫡子而另立弟弟或庶子，以及弟弟、儿子争夺王位的权力斗争，并且多次迁都。先是帝「河亶（音「胆」danˇ）」迁都于「相」，然后是帝「祖乙」迁都于「邢」。「九世之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力衰败，诸侯不朝，各种矛盾交错，危机四伏。「盘庚」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将都城由邢邑迁至殷，并进行改革，推行成汤的政治，革除奢侈恶习，关心百姓，使局势得以安定，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史称「盘庚迁殷」。

参考资料《“殷”与“商”-- -- 殷商国号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