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任农

邝任农（1910—2003），原名邝有槐，曾用名邝世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寻邬县游击队排长、中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五十团营党代表，红三十五军特务团团长，独立第三师经理部部长，红二十一军供给部部长，红三军团第五师供给部部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供给部部长，军团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1939年起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1948年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党委常委，华东军区后勤部党委书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6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后任空军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910年12月生。
1927年2月起任江西省寻乌县留车区雁洋乡农民协会委员。
  邝任农
1927年8月起任寻乌县游击队工作组组长。
1928年2月参加赣南寻乌暴动。
1928年2月起任寻乌县21纵队排长。
1928年4月起任21纵队中队长。
1929年春任粤赣边军事教导队1排排长。
1929年任红军第21纵队中队长、1大队大队长。
1929年6月编入红四军，任50团3营营党代表；10月起任红35军特务团团长。
1930年1月起任寻乌县赤卫总队总队长。
1931年春起任红35军军需处处长。
同年10月起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经理处处长。
1932年7月起任红21军经理处处长。
1932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红22军经理部部长。
1933年6月部队缩编后任红3军团5师14团供给主任，1934年起任5师供给部军实科科员，5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任红3军团供给部军实科科员、科长。
1935年2月任红3军团13团供给主任。同年10月长征到陕北。
1936年任红1军团1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至1937年任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至1940年任八路军第115师供给
  邝任农
部部长。
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1940年5月至1943年4月任鲁南区党委委员。
1940年10月至1941年11月任鲁南军区司令员，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任鲁南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12月至1945年7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情报处处长。
1942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情报部部长，主持对日伪的情报侦察工作。
1944年5月起任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党总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至1948年7月任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曾任鲁中区党委委员。
1946年1月起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济南小组中共代表。
1948年7月起在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做筹备工作。
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任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联络部部长，济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邝任农
1949年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解放华东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950年8月至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党委常委，华东军区后勤部党委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5年6月18日至1962年6月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62年6月至1973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空军党委常委（1966年10月起），1955年8月10日至1973年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党委书记（其间：1958年7月至1960年任交通部党组委员，1959年8月至1962年4月任交通部副部长）。
1973年6月至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常委。
1975年8月至1983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25日逝世。[3]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农民暴动洪流
  1940年，邝任农任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28年3月，邝任农投入到震动闽粤赣边的寻乌“3·25”农民暴动洪流中。暴动失利后，他秘密转移到寻乌县河角村姑姑家里，后又经龙图、十八渡水转移到岽背外婆家里隐蔽，并改名为邝任农。同年7月间，他和暴动领导人钟锡球、李大南等一起，在寻乌县鬼子坑组建了寻乌县第一支革命武装短枪游击小组，并担任副组长。他们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河角村的土豪劣绅邝渐六、邝春萱。邝任农带领游击小组潜伏在自己叔叔家里等候了三天，准备在路上出击，因走漏了风声，没有打成。他们没有气馁，不久后根据可靠情报，在广东兴宁县的蕉坑下埋伏，缴获了寻乌县留车土豪陈剑月、刘石六从广东购回的3支短枪和一批子弹，一举打出了游击小组的声威。
1928年9月，以寻乌短枪游击小组为基础扩建的赣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十一纵队，在寻乌县黄沙西云庵成立。全纵队有31人，27支枪，分成两个班和一个短枪组。邝任农仍任短枪组副组长。二十一纵队成立后即开去广东兴宁县攻打罗浮墟，缴获7支步枪，七八十发子弹。接着，又开回寻乌攻打大同炮楼。邝任农凭借同宗关系，向炮楼守敌展开政治攻势，将炮楼顺利攻占，又缴枪4支。到1928年11月，全纵队发展到80余人、四五十支步枪，组建起3个排。邝任农升任第二排排长兼短枪队副队长。半年后又升任二十一纵队第二中队队长兼短枪队队长。
寻乌赤卫总队
在古柏等人的领导下，寻乌县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9年夏，寻乌二十一纵队的一、三两个中队改编为广东东江红军第五十团的两个营，留下一个中队在寻乌扩编为县赤卫总队，邝任农任总队长。1930年4月初，广东平远、梅县的敌人不断进犯寻乌红色区域，寻乌县的地主武装也乘东江红军第五十团在澄江作战失利之机大举向红色区域反扑。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命县赤卫总队抽调兵力组成东方纵队，由邝任农任纵队长，开赴罗陂东南的角山嶂下，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将敌人追到八尺西北面。战斗中，邝任农额头负伤，但他坚持指挥战斗，几天后又率领部队赶到南边的岭峰，打击进犯之敌，一举歼敌40多人。
中共工农红军
1930年11月，寻乌县赤卫总队编入红军第三十五军，邝任农任军部军需长。1931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邝任农任师部经理部长。1932年7月，独立三师编入红军第二十一军，他改任该军供给部长。随后，他曾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供给部长、红三军团供给部长。长征到陕北后，邝任农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
抗
  邝任农墨宝
日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因此，对于中共、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会谈寄于厚望。中共代表竭尽全力诚心诚意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争取实现和平。但是国民党根本没有谈判诚意，以谈判作掩护，积极准备内战。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政府把大批军队从大西南运到各大城市，并暗地支持日伪军攻打八路军。所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的谈判是十分艰难的。
济南调处小组去泰安视察时情况尚好。当时泰安火车站在八路军控制中，但泰安城里的日伪军仍未缴械。三方代表抵达泰安后，当地群众千余人手执状子控诉泰安伪军无恶不作的罪行，并要求立即解除泰安伪军的枪械，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在铁的事实面前，美方雷克上校和国民党方涂叙伍上校不得不答应惩办伪军，抚恤受难群众。但在4月16日赴青岛视察时，国民党方面组织了一批特务、流氓带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小组驻地周围举行反共反和平示威，骚扰来参加谈判的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的住处，使谈判无法进行。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劣行，首席代表邝任农当即在小组会上向山东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了严重抗议。面对邝任农义正词严的抗议，4月12日，济南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不得不口头表示道歉，并随后递交了书面道歉。
解放战争时期，邝任农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解放济南的战斗，历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华东军区后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邝任农又在新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交通和民航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4]编辑本段人物轶事
最
  邝任农中将
令邝任农难忘的是长征途中所经历的两件事。一件事是遵义会议后三渡赤水时，担任红三军团五师供给部长的他患了疟疾，一会儿寒，一会儿热，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走不动，眼看就要掉队。当时任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得知情况，立即调来一个排，用担架抬着他行军。他病了6天，就在担架上被抬了6天，赶了600多里崎岖山路。
另一件事是到了毛儿盖后，他调任军团供给部长。当时正是过草地前夕，为给部队筹粮，他领着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不大，有些部队仍然缺粮严重。为了使部队有粮吃，他偷偷将自己的一份干粮也分给了部队。这事让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知道了。张爱萍二话没说，就从自己的干粮袋中分出一些小麦，又让师直属队每人拿出一把干粮，为他筹足了上十斤干粮。邝任农背着沉甸甸的干粮袋，踏上了过草地的征程。9天后从草地出来，他干粮袋里的干粮还剩下一大半。他舍不得吃，要留下给战友们。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时，邝任农对前去访问的家乡同志说：“在战争年代培养的革命团结和革命情谊是多么珍贵啊！”他希望青年人记住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5]编辑本段珍贵照片
1971 年5 月30日，中越民航运输协定在北京重新签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席签字仪式。中国
  中越民航运输协定在北京重新签订
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