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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善宝

晓名
金善宝
201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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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1982年6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 专修科。1927年在国立东南大学（49年改为南京大学）农艺系毕业。1930年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进修，研究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1932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等职。1957—196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65—1982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199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得“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奖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善宝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小麦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小麦的分类和育种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从全国790个县搜集到的小麦品种里，鉴定出“江东门”等一批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得到推广应用。1937年从世界各地3000多份材料中选出了适合我国生长的“矮粒多”和“南大2419”优良品种，在长江流域13个省市大面积推广种植。1949年以后，从全国征集到5544个小麦品种，进行了重要经济性状的观察、鉴定、形态分类和生态分类研究。把这些品种分属于普通小麦、密穗41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和云南小麦5个种，126个变种。普通小麦经他鉴定有93个变种，其中19个和云南小麦6个变种是他定名的。云南小麦新种的发现，对中国小麦起源和对世界小麦研究是一个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春小麦新品种选育和加代研究，采取“北方春播一高山夏播一南方秋播”，实现一年繁殖两代或三代小麦，大大缩短了小麦新品种选育的时间，先后培育出“京红”和“京春”春小麦新品种。这些品种，在早熟、抗病、丰产、子粒品质等方面赶上和超过墨西哥小麦，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金善宝一生著述很多，主要著作有《中国小麦分类的初步》、《中国小麦区域》、《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生态学》等，其论文已汇编成《金善宝文选》出版。
1997年6月26日，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名誉主席、原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善宝同志逝世，享年102岁。
立志学农重实践，追求真理志不移
金善宝1895年7月2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石峡口村。从6岁开始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他13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日趋困难。他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的山村妇女，十里八村有名的养蚕能手。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他经常帮助母亲采桑叶、养蚕、进山砍柴、挖竹笋……这样的家庭境遇使他较早地懂得了生活，从童年就逐渐掌握了农业劳动的基本操作。农村的实际生活更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旧社会农民的疾苦和农业生产的落后。劳动实践培养了他务农的志趣和为改变落后农业而奋斗的决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正在枫桥镇读高小的金善宝，也被这场革命风暴所激动，毅然到绍兴考入由革命同盟会开办的陆军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仅仅半年的时间，开办陆军中学的革命党人王金发等相继被北洋军阀残酷杀害，陆军中学便被解散。1913年，他又考入了具有革命传统的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母亲为了不挫伤儿子勤学苦读之心，节衣缩食，终日辛勤养蚕，勉强维持他读到中学毕业，希望他能继承父业在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过个养家糊口的日子。然而，金善宝并不甘心在长知识的青年时代就此止步。他四处奔波，得知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不收学费，还给学生饭费时，求知的欲望，农民的饥苦，激励他赴考学农。
1917年，他以优秀的考试成绩被南京高等师范农学专修科录取了。当时执教于南京高师的农科主任邹秉文先生，一向提倡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除课堂的理论教学外，很注重实验和田间实习，有时还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考察，这些活动都是金善宝极乐于参加的。1920年他农科毕业，经邹先生推荐到南京市皇城小麦试验场当技术员。这个正在筹建的试验场，是“面粉大王”荣宗敬（荣毅仁先生的父亲）每年资助5000元，由南京高师农科负责筹办的。试验场只有106亩地和一台美国制造的5行播种机，一切农活都要靠畜力和人力。虽然面积不大，经费不多，设备简陋，工作繁重，然而在30年代初的中华民国时期，也是比较难得的场所，那里就是金善宝科研生涯的起跑点。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南京高师并入国立东南大学，农学专修科也改为大学本科。学校在南京市江东门外大胜关租地1300亩，建立了农事试验总场，金善宝又到总场当技术员，一直工作到1927年6月。在此期间，他又于1926年回到学校补读一年学分，完成了大学农学专业本科的全部学业。
1927年秋，金善宝因不满校方对试验场农工在工资方面的刁难而愤然离去，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农业课。1928年春到杭州劳农学院（后改为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等）任教。
1930年夏，浙江省教育厅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生，金善宝应考录取。遂于7月间从上海乘船去美国深造，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生理、遗传学等课程。后来，感到读学位的办法，对他这个年已35岁的留学生来说并不适宜，他不能让一篇论文、一个学位占去自己在美国旅居的有限时间，于是转到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边学习边参加作物育种工作。自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离开祖国时，就对“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十分赞赏。他决心为这个“天”和“本”出力、效劳，造福于人数最多、生活最苦的祖国农民。他到美国留学的目的，是要亲自了解国外的农作物育种方法、理论，掌握实际操作技术。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以自己的学识，为发展祖国农业做贡献，为提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而献身。
1932年2月，金善宝学成回国。他先后在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37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向我国内陆腹地逼近，当时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的金善宝，随校西迁到重庆沙坪坝。他和我国杰出的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教授，一起住在临时建筑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室内两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木桌，每人用一个抽屉。他俩年龄相差一轮，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经常一起去听《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时事报告，有时直接聆听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的演讲或参加座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举世瞩目的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金善宝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邀请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们。这次难忘的会见，使他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1946年3月，他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更加激发了他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和营救进步学生的活动。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全面展开激烈战斗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江南北人心惶惶，台中农学院突然发来了正式聘书，聘请金善宝去任教，他断然拒绝，却应荣毅仁先生之聘，去无锡江南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主任。此时，他心中何去何从，已十分坚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在旧社会度过半个世纪的金善宝，从此获得了新生。7月他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北平主持召开的40多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参加的科学技术座谈会。会后又参加了以竺可祯教授为团长的科学考察团，到东北解放区进行参观和农业考察。当报纸上发表原中央大学改组为南京大学，金善宝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新闻时，他正在哈尔滨的考察途中。1950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发了任命他为南京市副市长的任命状。在身兼多项重要的行政职务和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作为一名农学家、教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钻研小麦与粮食增产和教书育人方面。
1956年2月12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入党较早的老科学家之一，为后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做出了表率。
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金善宝兼任副院长，次年9月从南京来北京任职。1964年末，他继丁颖教授之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勒令”交权，“靠边站”了。粉碎“四人帮”后，他继续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年末退居二线，国务院任命他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
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研究生院院长等职。
勤奋耕耘育良种，老骥伏枥写专著
金善宝从南京高师农科毕业之后，就开始注重小麦研究。1928年和1929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小麦分类之初步》和《小麦开花之时期研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为了发掘祖国小麦种质资源，选优利用，他从广泛搜集的790多份小麦品种中，经过试种观察、整理和筛选，鉴评出“江东门”、“武进无芒”、“南京赤壳”和“姜堰黄皮”等一批优良地方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利用，发挥了增产效益。1934—1935年，发表了3篇与深化当时国内主要大田作物育种工作密切有关的文章，即《近代玉米育种法》、《用统计方法比较籼粳糯米之胀性》和《大豆几种性状与油分、蛋白质之关系》。
金善宝结合自己在国内外的科研实践和多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撰写了10多万字的专著——《实用小麦论》，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既有理论又联系小麦生产实际的农业书籍。30年代、40年代乃至50年代，它不仅是国内许多大专院校农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也是许多有成就的小麦专家、教授启蒙必读的教科书。
抗日战争初期，在重庆沙坪坝境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于贫病交加，不足50岁的金善宝已经鬓发皆白，有一次带病授课竟昏倒在讲台上。尽管当时体力如此虚弱，他始终没有间断过选育小麦良种的工作。1939年，他和助手们从国内外引进的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通过系统选择方法，选出了适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这两个品种从1942年在四川省开始推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7年的时间，只种植百万亩左右。1950年以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和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这两个品种很快在我国南方冬麦区扩大应用于生产。“南大2419”推广面积最大的年份曾达到70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湖北、江苏、安徽、四川和河南南部小麦产区；云南、贵州和陕西南部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江西、湖南、广西、青海和甘肃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个小麦良种在我国50年代、60年代的小麦增产上立了大功，到1983年不完全统计，它在长江流域的种植面积还有百万亩左右，品种寿命长达40多年，实属难能可贵。
金善宝选育的“南大2419”小麦良种，具有早熟、抗条锈病、抗吸浆虫、秆强抗倒、穗大粒饱、适应性广和一般配合力好等优点，因此，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江中下游冬麦区第一次品种更换时，种植面积最大的良种，而且是30多年来我国小麦杂交育种中最主要的亲本之一。根据《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一书的记载，它的直接和间接衍生品种有98个，分布在我国7个大的麦区，其代表性品种中，冬麦有“石家庄34”、“徐州14”、“郑州3号”、“内乡5号”、“大丰1087”，“万年2号”、“安徽9号”、“蜀万8号”、“绵阳4号”、“鄂麦6号”、“凤麦13”，春麦有“京红4号”、“科春5号”、“甘麦7号”、“藏春6号”等。
金善宝潜心于小麦科学研究，在丰富和发展我国小麦科学上做出了重要建树，特别是在我国的小麦种类及其地理分布方面钻研很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我国小麦区划和生态型的研究，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一些精辟见解，有些是前人所未探讨过的新问题、新内容。关于我国小麦的种类，国内外学者曾做过一些调查研究，而所得结果都不够全面。从1911年法克斯贝格（Faksberger）的报告、1923年瓦维洛夫的著作、 1942年蔡旭的研究，到1954年木原均的论述，综合国内外报道，我国小麦分属4个种和52个变种。但早在1937年，金善宝从云南省征集的小麦品种中，就发现一种无芒、白壳、穗轴坚硬而易折断，小穗紧靠穗轴，所成角度甚小，小穗从穗节茎部折断，颖壳紧包籽粒难于分离，种子夹面呈三角形的新类型。它既与一般普通小麦有较多差异，也不同于斯卑尔脱小麦。后来经进一步观察确认其染色体数目为2n=42，与普通小麦杂交没有问题；与硬粒小麦杂交也能获得成功。这在世界已有的小麦分类学文献中还未见报道过，很难找到与它相匹配的植物学分类地位。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经多方研究，把这个“云南小麦”定为普通小麦的一个亚种（Triticum aestivum Subsp. yunnanense King）。
1956年开始由金善宝主持的全国小麦的种类及分布研究，从广泛搜集到的5562份材料中，取出有代表性的品种材料近2000个，通过他和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有关科研人员进行二三年的观察分析后，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460个，分别在北京、徐州、武功、西宁、乌鲁木齐、成都、昆明、武昌、广州及福州等12个地点种植，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鉴定。结果明确了我国小麦分属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圆锥小麦、硬粒小麦和波兰小麦5个种，及普通小麦亚种“云南小麦”一个变种；属于各个种和亚种的变种共计101个，其中93个变种是经他亲自检定的，有19个变种和6个“云南小麦”的变种是由他定名的；他对这些亚种和变种制定了分类检索表。供从事小麦研究和生产的广大科技人员查考。
为了深入研究“云南小麦”生态特点和分布情况，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金善宝3次去云南实地考察。他发现澜沧江流域是“云南小麦”新亚种分布的中心。这个地区从海拔几百米到2500米都有小麦种植，高原地形复杂和“立体农业”的生态特点是形成变异的重要因素，从而确定了云南是我国小麦种质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我国小麦的变异中心。
早在1943年，金善宝和吴董成一起就对中国小麦区域进行了研究和划分，直到80年代初台湾省的农业教课书还在引用这份资料。50年代中期以后，他结合小麦的种类和分布研究，根据品种的生育期、阶段发育特性、幼苗、植株、穗部和籽粒性状，参照原产地的自然环境、耕作栽培制度和生长期间的气候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又将中国小麦确定为14个生态类型：
1．华南生态类型，包括南岭以南地区及台湾、海南诸岛。
2．江南山地生态类型，主要是浙闽山地及南岭山地。
3．云贵高原生态类型，指云贵高原地区及附近山地。
4．四川盆地生态类型，即四川盆地范围内。
5．长江中下游平原生态类型，指沿江沿湖平原和丘陵地带。
6．秦巴山地生态类型，包括秦岭、大巴山、伏牛山、武当山一带山地。
7．华北平原生态类型，包括淮河以北、太行山及伏牛山以东的大平原，渭河、汾河中下游沿岸。
8．黄土高原生态类型，以黄土高原为主，包括河北北部和辽东半岛。
9．东北平原生态类型，即辽东半岛以外的东北平原。
10．内蒙古高原生态类型，包括大兴安岭以西，祁连山以东，长城以北的地区。
11．甘青高原生态类型，主要是祁连山南北地带。
12．准噶尔盆地生态类型，指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
13．塔里木盆地生态类型，指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
14．青藏高原生态类型，包括昆仑山以南的西藏、青海高原地区。
金善宝及其同事们的上述研究和所获结果，都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小麦的基础性文献，对于进一步了解和充分利用我国小麦种质资源，以及在指导小麦育种和改进栽培技术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中的《中国小麦种类及其分布》于1982年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不仅要克服科研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而且要顶着“只拉车不看路”、“清除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等一连串政治帽子的压力，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春小麦育种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利用我国幅员广阔的优越自然条件，他亲自登上黄山、井冈山、庐山等高海拔山地适宜春麦夏播的地点，搭乘海船去海南岛，越过五指山到通什自治州和千里迢迢去云南省元谋县，实地考察春小麦材料冬季加代的生长情况，从而提出春小麦在北京春种夏收、庐山夏播秋收、海南岛或云南元谋秋播冬收，一年三代（至少两代）的世代进程，以缩短新品种育成的年限。这种异地种植的做法能使被选育的材料，经受由地理差异所提供的由低温到高温，再由高温到低温，日照由短到长，再由长到短的不同生态环境变化，以及接受不同地区的病害和不同病害生理小种致病的考验，因而有利于筛选出具有广泛适应性和广谱抗病性的优良新品种。
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从1967—1973年，相继育成“京红2号”至“京红9号”系列春小麦新品种。其中“京红9号”1976年在26个地点的产量试验结果，都比当时引入我国的由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育成的被誉为“绿色革命”的几个墨西哥小麦品种显著增产。“京红8号”品质优良，1976—1979年，4年种植收获的籽粒，测定分析结果，平均蛋白质含量为16．3%，赖氨酸为0．39%。这些“京红号”品种1978年在长城内外的冬春麦混种区已推广到60多万亩，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1年，金善宝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这是50年代末我国首次以作物栽培为主题，组织知名专家学者集体撰写的旨在反映当时国内栽培科学水平的系列专著中的第一册，它起到了开篇启后的作用。1964年，他和刘定安主编了《中国小麦品种志》，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为本国的现代小麦栽培品种“树碑立传”的历史性文献（1985年又出版了1962—1982年续编）。1983年，他为主编，庄巧生等为副主编，总结了我国近30多年来小麦品种演变历史，种质资源利用情况、亲本选配经验及育种成果，出版了《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的专谱。这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作物育种方面进行全面系谱分析的空白，而且对于进一步提高小麦育种水平也有重要意义。这本58万字的专著，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水平与特色，与国外为数极少的类似著作相比也是高水平的，因而受到了国际同行专家的好评。1984年，该书获得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和1985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的委托，金善宝邀集全国知名的农作物专家、学者，组成了以他为主任委员，庄巧生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和李竞雄、黄佩民、卢良恕、杨守仁为副主任委员的农作物卷编委会，撰写出225万字涉及多种农作物、多个学科领域、具辞书性质的第一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该书于1991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树立了我国农作物科技发展史的一块里程碑。
金善宝作为我国知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出访过匈牙利、苏联和朝鲜。在访问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时，曾与国际闻名的小麦分类学家M.M.雅库卜茨涅尔（M.M.Якубyинеp）讨论过中国小麦的种类及其变异的问题。由于金善宝精深的造诣，深受赞许。于1957年被授予全苏列宁农科院通讯院士。1986年10月14日，农业部部长何康受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主席M.E.恩斯明格（Ensminger）博士的委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仪式，将刻有“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的金奖牌授予金善宝，以表彰他对农业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言传身教堪师表，桃李天下仍近人
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金善宝都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农业院校执教。他辛勤地口授笔耕，谆谆教诲，为我国农业战线培育出几代优秀人才。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前受业于他的一大批学生，大都在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农业科技、教育和生产的各个领域中成为领导干部和中坚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正在肩负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任，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促进农业生产而奋力拼搏。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金善宝执教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艺系时，他教书不忘育人。他循循善诱的教诲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启发学生在勤奋治学中要广开思路，钻研问题，打好理论基础，同时要重视实验技术与田间操作，贯彻手脑并用，学做结合的原则，讲求实效，还经常用：“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来激励学生。1942年夏，中大农艺系毕业生即将离校，卧病多日的金善宝，拖着虚弱的身体，在两位学生搀扶下，冒着酷暑来到同学中间，即席做了充满激情的赠言。他从祖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和农业，讲到当时的破碎河山与凋蔽的农村，也讲到没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农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衍。他希望同学们大学毕业后，更珍惜自己的青春，热爱所学的专业，不管生活道路如何崎岖坎坷，都不要见异思迁，放弃和荒疏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定要为振兴祖国的农业效劳、出力。
金善宝不仅十分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成长，而且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他在政治上的鲜明态度也是当时人所共知并为一些进步学生所敬仰的。如1946年中央大学联合重庆大学发起的“一·二五”反内战学生运动，1947年在南京进行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他和许多进步教授都积极参加。平时拄着手杖，细声慢语，对同学谆谆善导的金善宝教授，在学生的游行队伍里却精神抖擞，铿锵有力地呼喊着口号，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鼓励。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和梁希、潘菽、涂长望等进步教授，先后组织过“自然科学座谈会”和“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等进步活动。因为他们讲民主和爱国，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所以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但由于他们在知识界和学生当中拥有的崇高威望，也没有给敌人可乘的口实，才未遭毒手。
在旧社会，金善宝是一位追求真理，刚直不阿，扎根在群众生活的泥土里的进步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绝不哗众取宠或随声附和。1967年国庆节，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过来同他握手，关切地询问：“金老，你们农业科学院怎么样？”他对总理坦率地回答：“很乱！”周总理凝视着他，语气沉重地说：“全靠你了，金老！”他感到不安，急促地对总理说：“不！不！全靠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的话使他多日不能平静，想到当年在重庆乱云飞渡的日日夜夜，正是毛主席、周总理给他和千百个在苦闷中探索光明的教授指明了方向；现在又是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免遭批斗。1970年，一位当时的“大人物”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说什么“中国的农业是靠七亿五，还是靠七千五（前者指当时全国农民人数，后者指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职工总数）？这是举什么旗、抓什么纲、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几乎全部层层下放，人散楼空，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此事波及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当时金善宝对这种把农业专业科技队伍同农民群众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专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作用的作法，就很有意见。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国家事业为重，和农业部领导一起向中央领导力陈收回下放的研究所的必要性，终于使被拆散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得到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
金善宝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农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然科学家。他从事农业教育30余年，桃李满天下，堪称几代人的师表；他献身作物科研70余年，硕果累累，是现代中国小麦科学研究主要奠基人。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待人处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功过不论权势，受到同行和晚辈的尊敬和爱戴。他年近98周岁时，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步履稳健，有时还迈步田间细心赏阅他心爱的小麦试验材料，也不时出席上级邀请的重要会议，对国家大事，农业大事抒发自己的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