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侗

溥侗（1875—1952），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满族，

溥侗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并通晓词章音律。1927年曾任“乐律研究所”所长，后被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聘为教授，讲授昆曲。1934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溥侗未随政府内迁，住在上海，曾在汪伪政权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于大节有亏。

溥侗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作诗文，及至成年琴棋书画样样皆精。清末民初之际，每逢春秋佳日，溥侗便会约上朋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

溥侗别号“红豆馆主”，是戏剧名家，不仅“文武昆乱不挡”，而且在戏曲音乐方面也是“六场通透”。《北京志·文化艺术卷》记载，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928年—1938年），“很多京剧名演员在演出京剧的同时也演出昆曲剧目，如梅兰芳连演昆曲《思凡》、《金山寺》、《佳期·拷红》……杨小楼、程继先、陈德霖、红豆馆主、袁寒云等陆续演出了《麒麟阁》、《雅观楼》、《宁武关》、《折柳阳关》等剧，使昆曲在北京舞台上一时呈现兴盛景象”。

朱家溍先生在《记溥西园先生》一文中写道：“西园先生《单刀会》的关公，和王凤卿先生《战长沙》、《华容道》、《汉津口》的关公，代表着京派昆乱演关戏最高雅的路子。”钦佩之意荡漾在字里行间。朱家溍先生演戏自然体现着“红豆馆主”的风范。黄宗江先生是朱家溍的“粉丝”，戏称朱先生为“朱豆馆主”。

溥侗是民国时期的“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公子”分别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这四位“公子”，或风流倜傥，或叱咤风云，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绝非一无所长、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所能比。然而，随心所欲、信手挥霍则又是“公子”们的共性。

有一次，溥侗相上了言菊朋院子里的一棵树，认为姿态很有画意，想移植在自己的家中，便与言菊朋商量。言菊朋说：“我没打算卖树，您如果十分喜欢这棵树，我就送给您，可是您怎么搬走？要是移到您家种下去不活，那不是白饶吗？”为此，溥侗请来护国寺悦容花厂工匠，在言菊朋家对这棵树养护了五年，运走之时还拆了言菊朋家和自家的一段院墙，才移植成功。花费自然了得，而且为酬言菊朋让树之情，奉送一身黄靠。此后，言菊朋凡饰演黄忠必穿此靠。

张大千旅美之时，曾费尽周折斥巨资将海边的一块巨石移在自己的庭院中造景，其创意有抄袭溥侗移树之嫌。

进入民国之后，溥侗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没钱的时候就靠当、卖度日。该当的当了，能卖的卖了，就只能借钱生活，好在凡是借给他钱的人也没指望他还，所以溥侗也没避债的苦恼。朱家溍先生说：“民国十六年，张作霖任大元帅时，政府设立一个‘乐津研究所’，任命溥侗为所长，每月薪俸四五百元（银圆）。生活刚有着落，他又自我锦上添花，仍旧老习惯：买古玩字画。还买了一部自用汽车。到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政府南迁，‘乐津研究所’撤销了，他又陷入穷困。”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家溍在上海曾见过溥侗一面，那时溥侗已经半身不遂了，溥侗坐在床上还乐呵呵地对朱家溍说：“‘北诈’尉迟敬德有句词：‘真病好害，假病难装’，我现在真下不了地，真病可不好害。”

“有钱能糟，没钱能挨”，虽不能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日而语，然却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潇洒。“公子”与常人确有不同，常人最好也不要去学“公子”。因为，常人哪有万贯家财可散，不能一掷千金又怎能称为“公子”？！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需要的是：常将有日当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