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直

嵇直，嵇辽拉之父、嵇钧生之伯父。1901年生于江苏镇江，198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八十二岁。这位老同志，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刚刚成年，就在扬州美汉中学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终于被这所教会学校开除了。后来，他回到镇江，担任市立商业学校英文教员，省吃节用，自筹资金，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新镇江》周刊，并举行“星期日演说会”，经常约请恽代英等同志为周刊撰稿和到镇江演说，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1922年1月，他辞去英文教员，来到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半工半读。同年3月，他经张秋人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为使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成为革命阵地，进行了大量工作。嵇直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联合进步力量，成立学生会，并被选为会长。经过一番斗争后，这所学校终于改名为上海大学。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沈泽民、张秋人，都曾在这所大学任教或任职，为我党培养了许多重要干部。

1922年秋，嵇直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又转入了上海南方大学，继续从事学生运动。同时，他还经常和恽代英、任弼时、邓中夏、沈泽民、杨贤江、徐玮等同志一起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他是沪西团支部书记，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工人夜校，自编教材，给工人教文化，讲革命道理。他还在沙厂附近摆了一个书信摊，免费给工人写家信，并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疾苦，结合实际，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1924年夏，党派项英同志（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建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团组织则指定嵇直给予协助。

1924年9月，遵照党的指示，嵇直和李求实、罗亦农等同志一起，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6月，“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又很快赶回国内，任上海沪西小沙渡杨树浦引翔港党组织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并在罗亦农、张秋人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情况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嵇直同志积极参加了成立“中国济难会”、援助“五卅”运动遇难工人和家属、营救上海总工会被捕人员出狱、募捐支援省港大罢工、以及协助输送革命工人去广东参加北伐军等活动。在这段期间，嵇直同志和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总工会总务主任）接触较多。当少奇同志接待前来支援我国革命的外国工人代表团，与之进行会谈时，嵇直还担任过英语翻译。

1926年10月，党中央通知嵇直同志，叫他立即去苏联远东地区，参加培训中国革命干部工作。他到苏联后，便担任了海参崴和伯力的苏联边疆党校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当时，中国班的班主任是吴玉章同志。嵇直同志这次来到苏联后，直到1931年底，除教课外，还主编“红色海员俱乐部”的机关刊物《赤色海员》周刊，宣传革命思想。当时一批批受过训练的工人回到国内参加了革命活动。

1932年，日军侵犯中苏边境时，嵇直同志作为苏共党员和远东共产主义大学教员，曾被动员到远东边防军当翻译。之后，他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苏军军官。在同日本侵略军战斗中，他的右下腹部受了伤。1934年，嵇直同志化名栾宝亭和任岳等同志从苏联去新疆工作，历任新疆省哈密行政区保安分局副局长、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和省政府交通处长、新疆青海电信局长等职务。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地方军阀盛世才打着反帝、亲苏和民族平等的旗号，想借助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发展个人势力。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形势，为发展革命力量，为新疆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一次，刘长胜同志扮成一个商人，由苏联经新疆去延安被识破了。当士兵把他带来见嵇直时，嵇马上就把他掩护起来，并发给特别通行证，派出一个骆驼队，掩护他顺利地过境了。

1937年嵇直同志回到苏联。他先在防空部队工作，不久即去莫斯科内务部工作。苏德战争期间，他在苏联西部曾同德国法西斯强盗战斗过。1942年，他荣获了“战功奖章”及“工作优秀奖章”；战后，因有战功，又荣获“红星勋章”、“战胜德国法西斯奖章”。这充分地显示了，作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嵇直同志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

1950年，他在苏联因战争伤残，退休了。之后，他兼任过莫斯科语言学院教授，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茅盾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文集》和《华俄大辞典》等书籍的翻译、校阅工作，为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及互相了解，做出了贡献。

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怀念着祖国、同志和亲人。战后，一有机会，他就申请回国工作。解放初期，少奇同志去苏联时，他请少奇帮助使他回国。他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请求回国。当时，他在一本日记的首页上写了“祖国在望”四个大字，其中还有一首诗：

“仰望祖国如高山，荆棘丛生攀登难。但愿终有造极日，俾我亲朋聚欢颜。”

1953年，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通知他，党中央同意他回国，苏联政府也批准了。可是，当他就要动身的时候，回国证件却被吊销了。直到1955年，他才实现了回归祖国的宿愿。嵇直同志象其他一些老同志一样，在党内也遭受过挫折和不幸。早在1928年，嵇直同志已经转为苏共党员。后来，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开除出苏共，不承认他是中共派往苏联工作的人员。幸亏周恩来同志亲笔写去证明信，他才得以免遭厄运，但也只是恢复了工作。

1955年夏，嵇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受到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同志都为他写了证明材料。党对他的革命的历史作出了结论。他先后担任了公安部和农业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和内务部民政司副司长，以及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曾翻译一位匈牙利作家写的、宣传国际主义的《伙计》一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当他为祖国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又遭到了康生的迫害。康生曾两次写书面材料，提出嵇直同志不宜在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嵇直同志立即成了康生迫害的对象。他被捕入狱后，坚持斗争，拒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坚信，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长久的。1972年11月15日，当家人去探监时，他口述一首在病中暗自作的诗：“个人恩怨转眼空，但愿五洲早大同。绿水青山依旧在，夕阳晨曦万年红。”

早在青少年时代，嵇直同志就省吃节用，经常把家中给他的钱用于革命事业。有时，他的鞋穿破了，就用硬纸板垫一下，而把家中给他做的新鞋、新衣服转眼就送给其他同志了。“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给他补发了工资，他立即交一万元作为党费，只留下一部分安家使用。嵇直同志饱经沧桑，深深懂得，对于已经倒下去的同志来说，自己终究是死亡线上的幸存者。他年事越高，就越感觉责任重大。当他已经八十高龄的时候，还在为早年参加上海建党活动、为康生一伙诬陷的俞秀松等几位先烈，秉笔直书，竭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