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达

　　向达，（1900—1966），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字觉明，笔名方回，有时署佛陀耶舍。
 

　　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卒于1966年11月24日；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完成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秋赴欧洲，访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 ，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返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 年春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 的几个问题》。
 

　　1943年7月～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发表。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等职；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蛮书校注》；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8—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和凌辱，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及《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
 

人物生平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早年靠寡母节衣缩食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任职期间，先后译出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若干章、《印度现代史》等外文著作，写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以及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摄山佛教石刻小记》、《补记》等论文。
 

　　在目录学中，写有《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著述主要有《印度现代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佛曲考》等和论文70余篇。
 

　　1930年，向达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利用馆藏丰富文献，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他完成力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1935年秋赴欧洲，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抄录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了与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1937年末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间，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
 

　　返国后，先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这一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不顾隆冬酷寒，呵指笔录，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俗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两关的考证系两度亲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的结果，不同于书斋中仅从文献进行考据之作。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职。
 

　　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更加勤奋工作。
 

　　1959年以后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倾注多年心血的《蛮书校注》。
 

　　1964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久已不作施的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可见陈寅恪对向达的钦佩和厚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向达备受折磨凌辱，不幸于11月24日离开人世。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一代学界宗师，竟然是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了多舛的人生！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践行着一个学者的良知，追逐着学术梦想。他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这和德国的“精神大臣”洪堡的教育理念何其相似： “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
 

人物轶事
 

艰难的追寻
 

　　1923年向达从东南大学毕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译员。一天最少翻译1500字的工作任务，使他阅读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他与梁思成等人一道合译了《世界史纲》，也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
 

　　正是在这里，向达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向达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翻译了《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斯坦因敦煌获书记》1930年发表，并着手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他同时利用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表了一批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论著。
 

　　1930年，向达到北平图书馆任职。丰富的资料，加上有一批潜心治学的青年精英互相切磋砥砺，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1933年他发表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李约瑟称之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在在展示了东西文化的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容纳百海的开放心态。
 

　　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到英国后，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次年秋，此项工作结束，他便到大英博物馆，开始了敦煌经卷的阅读和研究。
 

　　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最深。以前只是翻译斯坦因的书和文章，现在得以目睹被劫掠的原物，他感慨万端。这些外国学者劫去了中国文物，在世界上掀起一股“学术新潮流”，形成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字里行间还对中国学者百般嘲讽。而今，他不远万里前来阅卷，总算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宝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向达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Dr．LionelGiles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现已至此，不能不尽力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反返。现在拟托其他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百有万一之望也。”
 

　　事实上，向达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浦江清就已经遇到了。 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委托清华大学的浦江清教授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商量，拍摄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写本，然而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同样被拒绝，而只能依据目录厅中不反映内容而只有编号的卡片，作限时限量的借阅。要从成千上万件遗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连提示也没有，可谓大海捞针。浦江清实在没有办法，于是提出义务为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然而还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字。 第二年，另一位教授———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在伦敦停留时，来到了大英博物馆。鉴于受北平图书馆之托的浦江清也吃闭门羹，张素痴大为慨叹“西方所谓汉学家之不能修而畏人修”。因此他没有去找有关人员，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一个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翟里斯的种种刁难。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向达后来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
 

　　另一方面，向达的生活津贴时无着落。向达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在1936年2月21日写给馆长袁同礼的信里写道：“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
 

　　中国是个穷国，当时即使是国家派出的学者，也是经费不足，学者的工作只有靠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尽管这样，向达把所能看到的卷子都作了详细的卡片，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5行和后5行，重要卷子还拍了照片。
 

　　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终于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中国。
 

因言获罪
 

　　建国之后，向达先生他兼管北大图书馆的事务；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委员之一，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他对北大的藏书了如指掌，在综揽全馆馆务之余，还亲自负责中文典籍的选购，因为他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学功底。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
 

　　1950年，向达先生毅然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年，党和政府请他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
 

　　他出言无忌的后果是可以想像的，最严重的是还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因此向达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第二号“大右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磐，获得新生”[1]；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1966年11月24日，寒冷的冬日，一代历史学巨匠向达先生离开了人世。
 

主要成就
 

郑和研究
 

　　1929年向达在《小说月报》第1号上以笔名觉明发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在世界上首次系统地列举有关郑和研究的文献。文中首先根据《昆阳马哈只碑跋》、《古今识鉴》、《西洋朝贡典录》等文献论述郑和身世；接着列举郑和研究的有关资料：《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西洋朝贡典录》、《海语》、《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录》、《东西洋考》；最后专门论述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对郑和研究的史料价值。
 

　　向达此论文之重要性为学界认同，《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郑和研究百年文选》均收入此文。
 

　　向达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久已失的传明代巩珍著《西洋番国志》，1959年校注出版，对郑和研究有很大帮助。
 

　　1959年整理出版《郑和航海图》，考订航海图中350个地名，是考订郑和下西洋地名最多的学者。
 

　　1935年向达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抄录流失海外的《指南正法》、《顺风相送》，1959年整理出版。此二书对于研究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航海技术有帮助。
 

边疆史研究
 

　　民国22年（1933年）向达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由 哈佛燕京社出版。
 

　　《流寓长安的西域人》一章详细叙述流寓长安的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
 

　　《西市胡店与胡姬》一章叙述寓居长安西市的的回鹘商人、九姓胡商娶妻生子，经商卖酒为生，侍酒多胡姬，李白诗词中多次咏胡姬。
 

　　《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描写长安胡风大盛，居所有胡式水帘凉亭；服装有胡衣、胡帽、胡拖裙、胡幂离、回鹘小腰衣；食品有烧饼、胡麻饼、搭纳、毕罗（印度手抓饭）、油煎饼；饮料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酒、龙羔酒等。
 

　　《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一章，考证西域绘画、音乐、舞蹈对中原的影响，著名的西域乐人包括白智通、白明达、康阿驮、安马驹；著名的西域画家有曹仲达、僧吉底俱、僧加佛陀。向达认为唐吴道子的画风受西域凹凸画派影响。西域传来的乐器有龟兹乐师曹刚的琵琶，李谟的横笛,王花奴羯鼓，王麻奴觱篥等。舞曲有《阿连》、《柘枝》、《胡旋》、《胡腾》、《凉州》、《绿腰》，还有经龟兹传入中国的伊朗寒冬拨水舞《苏莫遮》，又经中国传入日本。
 

　　《长安打毬小考》。唐太宗、唐玄宗、唐宣宗、唐穆宗、唐敬宗嗜好打毬，即今日波罗毬（polo）。波罗毬由波斯经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毬”之唐音“渠幽切”仍保留波斯语原音。波罗毬经中国传入朝鲜、日本。
 

　　《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祆教在北魏神龟中传入长安。长安布政坊建胡祆祠建于武德四年。景教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诏建大秦寺于义宁坊。唐武后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传摩尼教入中国。
 

书法艺术
 

　　向达的书法成就一般不为人知。但是人们都知道，1935年，向达赴英国牛津大学编中文书目兼作研究，而后他又专门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卷帙及太平天国的文书，这些敦煌卷帙大部分是斯坦因从中国掠夺的，向达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看了五百多卷，并摘抄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
 

　　1937年，向达渡海来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文献。闲暇之间，又在巴黎及慕尼黑的博物馆抄写法藏和德藏敦煌卷帙，与英藏累计共抄写200万字卷子。当时还没有发明微缩胶卷技术，单靠相机拍照，成本又太高，所以只好靠手工抄写。
 

　　向达一向主张开山劈岭要有所谓“笨工”，做学问也如此:他以一个“笨工”的角色，用唐人小楷完成了这一艰苦卓绝的抄写工作，其字迹工整秀丽，俨然是一部书法大作。
 

　　在图书馆界，如赵万里、王重民，都称向达抄写的卷子为“向抄本”。不知道这部宏伟的书法大作是否安然无恙地保留在国家图书馆里。
 

　　王振铎与向达在“七七”事变前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前者是研究车、船、指南针等交通工具，后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他们在人格上，在处世的基本信念上，大抵是一致的。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这里介绍的是向达赠送给王振铎的一帧书法作品。
 

　　向达是一位重视文物的历史学家，在欧洲游学期间，他经常出入于博物馆与图书馆，回国后，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于1948年春天与王振铎共同筹备赴台湾文物展后，返回北平，他收到王振铎与赵指南结婚的消息后，立刻写了这一条幅，表示祝贺。向达写这幅条幅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国统区的学潮此起彼伏，学生无法安心上课，教授也无心讲授，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愈教愈“瘦”，时局不明朗，使他痛心无以复加，于是发出“天下荒荒，靡知所止”的呼声。
 

　　向达一生以中古史见长，同时又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烂熟于胸。他曾用心研习《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房彦谦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史事帖》，因此他的书风很有欧阳询的遗味，细品此条幅，令人想到“劲险刻历”这四个字。翁方纲对欧阳询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以圆浑之笔为性情，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之处，植根柢在于篆隶。”对于向达的书风，不妨也可以用翁方纲这句话加以概括。不过后来我比照他抄写的敦煌经卷和五六十年代与王振铎先生往来的信札，他的前后书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总之，他的根基植于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谡四大家，经过他多年的历练，形成他自己的向式风格，以其独特的行书风格，独步于史学界。
 

　　关于《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向达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他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里，并没著录此事。此铭由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写。此碑原石不知去向，又没有整拓，清人翁方纲花了四十年的精力进行复原。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此铭残本共十二页，前两页是伯希和发现的，后十页是斯坦因发现的，分别收藏在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里。
 

人物著作
 

主要著作
 

　　1、拳术/向达著.—上海：中华书局，1929.4；

　　2、世界史纲2册[英]韦尔斯著 向达/梁思成等译 商务印书馆1927，1933；

　　3、圆明园遗物与文献 向达著 中国营造学社1931；

　　4、史学 [美]班兹著 向达译 商务印书馆1930；

　　5、中西交通史 向达著 中华书局1930，1941；

　　6、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 冯承钧、向觉明著 商务印书馆1931；

　　7、唐代俗讲考 向达 抽印本 出版者出版日期不详；

　　8、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 向达/婴行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

　　9、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 哈佛燕京学社1933燕京学报专号之二；三联书店1957；台北明文书局198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亚里士多的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著 向达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万有文库第一集第87册

　　11、印度现代史 向达撰述 上海商务印书馆国难后第2版1934；

　　12、匈奴史 [英]帕克著 向达译 商务印书馆1934

　　13、甘地自传 向达译 中华书局1934.3；

　　14、史学史 harry elmer barnes 著 向达译 商务印书馆1934；

　　15、中外交通小史 向达著 商务印书馆1934；万有文库第一集第352册；

　　1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英]斯坦因著 向达译 中华书局1936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

　　17、鞑靼千年史 [英]巴克尔著 向达/黄静渊译 商务印书馆1937；

　　18、社会科学史纲--史学 [美]班兹著 向达译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1950；

　　19、敦煌 向达等著 学习书店1951；

　　20、太平天国8册 中国史学会主编 向达等编 神州国光社195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2种；

　　21、西洋番国志 [明]巩珍著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1；

　　22、郑和航海图 向达整理 中华书局1961；

　　23、两种海道针经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1；

　　24、蛮书校注 [唐]樊绰著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2；

　　25、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 [唐]释玄奘撰 向达辑 中华书局1981

　　26、西游录 [元]耶律楚材著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81

　　27、云南志补注 [唐]樊绰撰 向达原校/木芹补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28、真腊风土记校注/西游录/异域志 中华书局2000；

　　29、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2000；
 

已发表论文目录
 

　　论著目录：

　　1、《摄山佛教石刻小记》（向达、郑鹤声合署），《东方杂志》23:8 1926, 4, 25

　　2、《龟兹苏抵婆琵琶七调考原》，《学衡》:54 1926, 6

　　3、《吐鲁番回鹊人之印刷术》（加特著），《图书馆学季刊》1:4 1926, 12

　　4、《日本考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加特著），《图书馆学季刊》2:1 1927, 12

　　5、《高丽之活字印刷术》（加特著），《图书馆学季刊》2:2 1928, 3

　　6、《唐代刊书考》，《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 1928, 11

　　7、《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属名觉明），《小说月报》20:1 1929, 1

　　8、《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卡脱著），《北平图书馆馆刊》2:2 1929, 2

　　9、《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伏》（第一辑,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1:1 1929, 3

　　10、《摄山佛教石刻补记》，《东方杂志》26:6 1929, 3

　　11、《述近出太平天国史料三种》（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1:2 1929, 5

　　12、《元代马可李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东方杂志》26:10 1929, 5

　　13、《苜蓿考》（美）Berihbld Lauber著，《自然界》4:4 1929, 6

　　14《汤若望进呈图象残存考》（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1:3 1929, 7

　　15、《十三详行行名考》（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1:3 1929, 7

　　16、《葡萄考》（美）Berihold Lauber,著，《自然界》4:6 1929, 8

　　17、《程大约墨苑中四幅耶苏教宗教画之作者》（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1:4 1929, 9

　　18、《论唐代佛曲》（属名觉明），《小说月报》20:10 1929, 10

　　19、《印度现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10

　　20、介绍《蒲寿庚考》（属名佛陀那舍），《史学杂志》2:1 1930, 3

　　21、《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附斯坦园氏黑水所获西夏文书略目），《北平图书馆馆刊》4:3 1930, 6

　　22、《书熊三拔〈秦西水法〉后》，《北平图书馆馆刊》4:5 1930, 9-10

　　23、《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东方杂志》27:1 1930, 10

　　24、《论龟兹白姓》，《大公报文学副刊》148 1930,11,10

　　25、《汉唐问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4:6 1930, 11-12

　　26、《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斯坦因著），《图书馆学季刊》4:3/4 1930, 12

　　27、《史学》（美）班斯（BarnesH,E）著，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0, 12

　　28、《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斯但因著），《大公报文学副刊》 159-163 1931, 1, 26-2, 23

　　29、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冯承钧、向觉明著,其中向觉明著作三篇）：1．《论龟兹白姓》、2．《论龟兹臼姓兼答冯承钧先生》、3．《论龟兹臼姓答刘盼遂先生》，《女师大学术季刊》2:2 1931, 4

　　30、《中国雕板印刷之全盛时期》（T.F Carter）著，《图书馆学季刊》5:3/4 1931, 12

　　31、《敦煌丛抄》（向达辑抄），《北平图书馆馆刊》5:6 1931, 12

　　32、《现存最古印本及冯道雕印群经》（加特著），《图书馆学季刊》 6:1 1932, 3

　　33、《论印钞票》（加特著），《图书馆学季刊》6:4 1932

　　34、《评黄文弼近著高昌三种》，《国风半月刊》2:4 1933

　　35、《选印四库全书评议》（向达、袁同礼著），《国风半月刊》3:4 《读书月刊》2:12 （1933,9） 1933, 8

　　36、《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附录）：1．《拓枝舞小考》、2.《周至大秦寺考略》，《燕京学报专号》:2

　　1933, 10

　　37、《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国风半月刊》3:11 1933, 12

　　38、《亚理斯多德论理学》（希腊亚理斯多德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12

　　39、《甘地自传》（印度甘地著），上海中华书局 1933

　　40、《方玉润著述考》，《文学季刊》1:1 1934, 1

　　41、《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国风半月刊》4:1 1934, 1

　　42、《陆若汉答朝鲜李荣后书跋》（属名佛陀那舍），《国风半月刊》4:4 1934, 2

　　43、《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上海）2:6 1934, 6

　　44、书评:《我的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著,孙仲宽译）、《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图书季刊》1:3 1934, 9

　　45、书评:《最近各国的历史教学》（属名觉明），《图书季刊》1:3 1934, 9

　　46、《新出云南边务书三种》：1．《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云南昆明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辑）、2．《滇录》（由云龙编）、3．《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李根原著），《图书季刊》1:3 1934, 9

　　47、《跋明陈诚〈西域行程记〉及〈李暹西域番国志〉》（一）（二），《禹贡》2:3/4 1934, 10

　　48、《佛游天竺记考释》，《图书季刊》1: 4 1934, 12

　　49、《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 1934

　　50、《匈奴史》（英）帕刻（Parke,E,H）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51、《柏朗嘉宾游记》，《史学》:1 1935, l

　　52、《记刘继庄（献廷1648－1695）》，《方志月刊》8:11/12 1935, 12

　　53、《瀛涯琐志》，《北平图书馆馆刊》10:5 1936, 9-10

　　54、《鞑鞑靼千年史》（英）帕刻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

　　55、《瀛涯琐志一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国风半月刊》8:12 1936, 12

　　56、《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英）斯但国著，上海中华书局 1936

　　57、《记伦敦的敦煌俗文学》，《新中华》5:13 1937, 1

　　58、《日本古代文化源流及其发展——侧重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教育学报》:2 1938

　　59、《明清之际公教史话》，《益世报》 1939

　　60、《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图书季刊》新1:4 1939, 12

　　61、《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图书季刊》新2:2 1940, 6

　　62、《唐袁滋豆沙关题名跋》，《图书季刊》新2:3 1940, 9

　　63、《社会科学史纲》（美）班兹著，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64、《敦煌学导论》，《周书季刊》新3:1/2 1941, 6

　　65、《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大公报》（重庆） 1943

　　66、《唐代俗讲考》（初稿曾刊于燕京学报16期,后加新内容重刊。），《文史杂志》3:9/10、《国学季刊》6:4 1946 1944, 5

　　67、《玉门关阳关杂考》（属名方回），《真理杂志》1:4 1944, 9

　　68、《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图书季刊》新5:4 1944, 12

　　69、《昭武考（大月氏史拾遗）》，《大公报》文史周刊:10 1946, 12, 18

　　70、《西征小记》（又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大公报（上海）图书周刊10一14、《国学季刊》7:1 1950,7 1947, 3, 12-4, 3

　　71、《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一良、关德栋两先生》，《大公报》（上海）图书周刊:18 1947, 5, 14

　　72、《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3 1947, 5

　　73、《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又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辽海引年集》 1947, 12

　　74、《为文物请命》，《中建半月刊》3:6 1948, 8

　　75、《祝南北两学术会议》，《中建半月刊》3:9 1948, 10

　　76、《敦煌》（向达等合著），学习书店编辑部 1950, 7

　　77、《敦煌艺术概论》（敦煌文物展览特刊），《文物参考资料》2:4 1951, 5

　　78、《唐代纪载南绍诸书考略》，《周叔弢先生六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 1951

　　79、《新疆考古概况》，《文物参考资料》53:12 1953, 12

　　80、《记新发现的（湘江评论）》（属名方回），《历史研究》54:2 1954, 5

　　81、《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54:2 1954, 5

　　82、《彭湃烈士与1919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东京示威游行运动》（属名方回），《历史研究》54:2 1954, 5

　　83、《记巩珍西洋番国志》（属名方回），《历史研究》54:2 1954, 5

　　84、《玄类法师》，《旅行家》55:4 1955, 4

　　85、《三宝太监下西洋》，《旅行家》55:12 1955, 12

　　86、《马可婆罗与马可婆罗游记》，《旅行家》56:4 1956, 4

　　87、《张骞》，《旅行家》56:12 1956, 12

　　88、《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7, 4

　　89、《西洋番国志》（明）巩珍著,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61, 8

　　90、《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62:1 1962, 1

　　91、《郑和航海图》（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

　　92、《蛮书校注》（唐）樊绰撰 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

　　93、《西域见闻琐记》，《文物》62:7/8 1962, 7

　　94、《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迷字国缘经经幢残石》（属名 觉明居士），《现代佛学》63:1 1963, 1

　　95、《（蛮书校注）读后识语》，《历史研究》65:6 1965, 6

　　96、《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未发表论文目录
 

　　1、《勒柯克高昌考古记》 1929

　　2、《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 1930

　　3、《杨双山与其所著知本提纲》 1930

　　4、《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初稿） 1934

　　5、《悼冯承钧先生》 1946

　　6、《悼乔大壮先生》 1948

　　7、《介绍一本被遗忘了的书一记北京大学示成运动专刊》 1948

　　8、《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的序言》 1958

　　9、《两种海道针经序言》 1959

　　10、《郑和航海图序》 1959

　　11、《西游录校注》 1960

　　12、《中外交通有关重要史籍丛刊整理缘起》 1960

　　13、《有关东南亚古代史地的汉文史稿整理工作》 1962

　　14、《史料目录学引论:第一讲,第一章介绍古代三个重要目录》 1963

　　15、《唐过海和尚鉴真大师灭度一千二百年献辞》 1963

　　16、《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 1964

　　17、《影印三种（大唐西域记）引言》 1964

　　18、《关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几件事》（北大讲稿）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