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子周

         1917年4月，时子周曾同马千里等东渡扶桑，在游览观光，吸取教学经验，回到南开后，当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在地近京畿的天津市，对“五四”的反响迅速而热烈，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风起云涌，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声势浩大。他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评议员，又经各界举荐为国民大会委员。他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针对巴黎和会与日本侵华等问题，慷慨陈词，激动人心。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天津市为劝阻奸商贩卖日本货而组成“跪哭团”，他也率众参与，迫使奸商答应停售。但由于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勾引日本人殴打检查日货的学生，酿成风潮，1920年1月24日各界代表被拘捕，时子周也在被捕之列，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同被押在天津警卫厅两个半月，又被解送天津地方检查厅，经三个多月“侦察”后，以所谓“私擅监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因实际被羁押日期早已超过所谓“刑期”，当即释放。据刘及三、谢天培合写的《时子周其人》追忆，他在天津被押阶段，曾与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并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和各项文娱活动，他连续讲过世界工业革命史。在被捕人士中，以他年岁较大，被难友们尊为老师，5月19日那天是他的42岁生日，大家都给他拜寿，下午开茶话会，晚上演出节目表示庆祝。这是他早期的积极进步的表现。（名门修谱网）

    被释放后，他曾被推荐为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开始从政。由于“班底”较弱，不久便辞职，应旧友吴子洲（梦兰）之约任华洋书庄北京分庄的经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回到天津，就任河东中学教务主任，兼教英文课程，将南开办学经验施展到河东中学，驾轻就熟，使该校声誉为之一振。1928年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贪赃枉法，怨声载道，时子周与天津绅士李廷玉等提出控告，使南氏被撤，改崔廷献接替市长之职。该市教育局筹建市立师范学校，落成后任命时子周为校长，致使他扎下了立足于社会并逐渐扩大影响之根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原南开中学学生张厉生（原名星舟，曾赶上赴法国勤工俭学高潮，与周恩来、刘清扬、张崧年等赴法留学）逐渐成为蒋介石亲信之一，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人员身份留居北方，安置自己的人员，便推荐他的老师时子周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还促使时子周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发生联系，参加了CC集团，成为国民党在天津的嫡系。当时CC的两个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天津分会均由时子周发起，会址都设在市立师范学校内。此外，还有不少头面人物发起的社团，如苏吉享创设之“绿蕖画会”，赵光震所创的“天津市经济调查会”，欧美留学生的“群一社”，刘孟扬筹组的“地方协会”，李廷玉等组织的“国学研究社”，施奎龄等联名创建之“中外联谊会”，都设于市立师范学校内，直接或间接地受时子周的指挥。在陈果夫、陈立夫和张厉生的赞许、支持下，他同国民党的因缘越来越深。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不久又补为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宁夏省、湖北省教育厅长。这时已是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被调往重庆，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一职，长期住在重庆市观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理事长是白崇禧，不经常到会；时子周作为副理事长，处理日常会务，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他又返回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但在国民党官僚相互倾轧夺权的斗争中，时子周终于失势丢官。上述两项职务分别被邵华和杨亦周夺走，仅保留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头衔。1948年10月，他悄然离开天津，经长沙、昆明绕道去台湾，至六十年代末病逝于台北，已年过九旬。《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7月出刊的第44辑，曾介绍时子周赴台湾前的经历。

涉猎广泛，不忘教门

   从时子周毕生的经历与影响看，他应该是个政坛人物或社会活动家，涉猎范围极广，但他热心教门，乐于奉献，没有忘本。例如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郑州发起组织回民救国协会，担任过理事长。他曾经利用广播电台等宣传媒介宣讲回教教义，先是50讲，后来继续宣传达到100讲，并汇集成《回教教义百讲》一书，台湾有繁体字竖排本，大陆也有简体字横排本出现，改名《伊斯兰教义百讲》。每讲都有突出重点，也都比较简短，且通俗易懂。在台北，他还为筹建与扩建新生南路清真寺奔走、策划。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时子周生平的活动贯穿着较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没有完全脱离文化教育的职业范畴，并以执教南开、河东中学和天津市立师范学校而起家。作为回族穆斯林，他对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宣传一向很热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医师兼新闻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国瑞，号竹园，以字行，1869- 1935），清末曾创办《竹园白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有《竹园丛话》24册问世。丁先生对其女婿时子周之从事文教工作也有潜移默化之影响。 1927年，时子周曾与王静斋、杨敬修等著名阿訇在天津筹办中阿大学，以困难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愿以偿。但这三位天津人，后来都是汉文《古兰经》的通译者。他一向支持伊斯兰教文化宣传事宜，晚年仍在台北回教协会工作。在白崇禧晚年因病请辞回协理事长之职后。他被公推为第二任理事长，从1958年起直至归真。除经常在清真寺讲演外，还坚持完成《古兰经国语译解》，脱稿付印之际已年届八旬。故台、港、澳和海外华侨穆斯林，对他和他的译本，都有较好的印象。从这个角度去衡量，时老先生对伊斯兰教的贡献弥足珍视，尽管他本人在《自序》中谦逊地认为“译文仍多欠流畅”，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

他的译本，在海峡两岸处于隔绝、封闭的特殊形势下，弥补了台湾等地穆斯林不易读到大陆译本的缺陷。

关于翻译的缘起，译者在《自序》中有所说明。主要是从大陆到台湾后，“主麻”日（聚礼日，星期五）到台北清真寺礼拜，多次为教胞讲解伊斯兰教义，常需要引用《古兰经》为依据，听众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译本。时先生觉得已问世的几种译本，“或则文辞过于艰涩，不易使人了解；或则仅译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传不广，教胞由大陆迁台，携来更属有限”，不仅“教内人士颇感研读教义之苦”，而且，教外人士也“更加莫测高深”，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翻译。

时先生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英文造诣很深，经常阅读各种英译本，通过比较、选择，决定参照尤素福·阿里的两种译本着手翻译。他很欣赏这两种英译本，因为它们“注辞精辟，使我领悟最多”。